一般人对于命运的事都有一种错误的观念，以为死亡一定是恶运，好运就不会死，因此算命先生也常常被好运所骗，看到八字的好运时，就不再去注意有没有其它可以致死的理由了。其实，虽然大多数的人是死于恶运裹，而少数死于好运裹也是事实。
前书我们所举的王植波死于好运，便是一个好例。再进一步说，不特不是恶运，而且大多数人的死，都在好运裹不在恶运裹。如果承认大多数人都是寿终正寝的话，在儿孙满堂的情形中去世，被称为福寿全归或身后哀荣的，岂非好运？俗语说得好：生斗英雄死斗福！生的福是吃穿，死的福是甚么昵？
就以不久前台湾飞机死难的人来说，电影界各要员的死后哀荣，绝不是平常的寿终正寝所能有，这不是死人的福吗？所以，这许多人，都是死于事业蓬勃的时候，死于众人哀悼的情况，便都是死于好运中了！如果一个人是死于恶运，就是寂寂无闻地死去，或是死于刑罚，死于众人称快！
所以，死于好运应有两种：一种是善终的所谓寿终正寝，那还只不过是平凡的好运：一种虽是不得善终，而能身后哀荣的，还算是不平凡的好运。当然最好的应是寿终正寝同时身后哀荣，那么，这就是所谓福寿全归的了。这当然也就是死斗福的最有福了。
无论是善终或是恶死，在命理相上也同样有它的根据，一般涉世稍深，阅人稍多的人，大都能鎀分辨善人与恶人的。这就是所谓通俗相理，一个人的善相或恶相，每每显然排在脸上，一望而知的。脸面慈祥的人多数可得善终，而脸面凶恶的人，大多数不得其死，那也是事实。
就八字上言，虽然比较相术难看，但也同样有其理由可作推断的根据，只要你能注意八字上的变化，就不难看出其人善终或恶死。在南京畤，有个熟人秦君，有一天拿人命纸来找我。因为他看不懂算命先生所批的字句，要请我替他解释。那时是民国二十六年
（一九三七年）约六月中。他是去年出北平去南京铁道部做事的。那张命纸是北平一个姓张的算命先生批的。其中他看不懂的是五行绝者土五个字，尤其是土字何意，最为难明。
那年秦君是四十四岁，肖马，算命先生是前六年在那张命纸上拟有这样的字句：亡丁丑年八四十四岁，大运在已，经云：五行绝者土少不利西行，且宜东向慎之！
我虽然和他很相熟，他却从来没有和我谈过命运的事。他先向我声明说，他本来是不相信命运之事的；前年因为打算来南京做事，他的母亲就替他算一个八字，但命纸上批云：今年四十二岁，流年乙亥，亥卯合木南行不成，须待来年岁逢丙子，子午冲动，可得南行。
他说，前年他南京的事已经都弄好了的，只要他一来见过部长就可以。当时他不相信行不成，但结果真的因为长子结婚事不能即来，而部中这职位又不能久悬，他便作罢了，好在他当时在北平还有事做，不来也没有关系。所以就决定率性就在北平做下去，不打算来南京，因为儿子结婚之后，似乎也有和家人在北平团聚一时的需要。
但是，到了去年夏间，忽然得到南京朋友的电报，说是他的差事已经司长签上去了，要他即日辞职南来，因为他以前托朋友谋这部中的差事，他因儿子结婚不来，已经对不住朋友了；后来自己决定不来，也未曾对朋友说不决定南来了，请他不必再进行，所以现在朋友已经替他进行到司长已经签呈上去了，便不能再对不住朋友，因而他便不能不匆匆地向北平辞职，赶到南京来。
由于去年的无意中来到南京任事，便不能不使他相信命运之事颇有一些道理了。最近因为得到北平家人和朋友的来信，都说日军对于华北似有军事行动的样子，因此他就写信家裹，把这张命纸寄来，看看这裹面对于今年之事有没有甚历。现在他对命纸所批今年之事，只知道不利西行，且宜东向，而所谓五行绝者土五字，却莫名其妙，所以要我替他解释。同时，他想知道把北平家眷搬到南方来是否可行。
我把他的八字看了一下，却使我很难于开口；因为依他的八字看，今年立秋之后三个月内，秦君的寿命确然有一个大关口，而命纸所批的经云：五行绝者土，就是说他今年五行逢绝，应当归土的意思，这叫我如何能对他照理解释呢？
因为我知道秦君对于五行是外行，所以找就对他这样解释说：五行逢绝的人，应当用土去培养，所以说你今年不宜向西，只宜向东行。
不意秦君虽然不懂八字上的五行道理，却因读过多少古书，也略知五行方位之理，他闻言便对我说：是否五行以土为主，故有土居中央之说；是的；我马上就顺他的说法。土居中央。所以你目前在南京中央做事，对你今年的命运是非常合宜的。
但他又问：那塺，今年我已经在中央了，为甚么又有不宜西行且宜东向的话呢？我自去年到了两京之后，差不多每月至少有一次东向去上海，从来也没有西行过，今年当然也只有东行不会有西行的。何以有慎之，慎之的话昵？
我就对他说，如果能保恃过去一年一样在南京做事，只有东行，没有西行，那就不会有甚么事；不过，食这张命纸上所批的看，似乎今年有西行的可能，所以他才叫你慬慎，不宜西行的。接着秦君又问我，他想把家人接来身边好不好呢？因为我看他的八字今年确有性命之虞，到底应否把家人接来还是不接来呢？似乎没冇一个确定的理由；于是我当时只能依常情答复他说，能把家人接求在身边总是好的，这话我并非根据他的命理说的。
后来秦君鉴于华北既有谣言，自己一时又不返回华北，就决定把家人接来。但是，事情却来得太奇怪。时同迅速发生变化。那时是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六月中，我和他谈命只过了十几天，七七事变竟然发生了。秦君接家眷的事当然不成，从此他也再没有机会东付去上海了。
七七事变发生的前几天，我已回到上海，接看上海发生战事，时局恶化了，南京已作迁都的决定。那时南京公务员非有必要，经各机关主管长官批准的，不能随便离职。因而秦君就写一封信给我，要我给他决定是否跟随政府西迁。他信中说，若依北平张某所批的八字说，他既不宜西行，而政府又偏偏只有向西可迁，东北南三向不能迁，明显的前几年算命的已看出他今年有西行的事情了。现在依命运看，应当辞职不宜西行；但再依事实看，辞职能否获准还在其次，返回北平既不可能，他一个人将去那裹呢？
当时我看了秦君的信，真是不知如何答复是好，因为，若依命运看，他绝不宜西行的，然而，若是我主张他辞职，可会有两件严重事件发生：第一、当时政府已在严密注意间谍问题，而秦君又是日本留学生，当此他北平有家已回不得的时候，竟然辞职不随政府西迁，很可能被视为有意通敌，不会准他辞职的；第二、他若一辞职，除来上海，没有第二条路可走，那末此后生活又将如何呢？
因此我的回信并没有替他作任何的决定。我只说两点：第一、我在命理上的看法，和他那张前几年在北平所批的命纸上所说的一样，没有新的看法。第二、就目前情形言，既然回家不得，又无退路，事势非随政府西迁不可。那末，动不如静，逆不如顺，不辞职是静，跟随政府是顺，我这话也都是事实，并不勉强说的。
当时我心裹会这样想，如果秦君今年命中当死，就是中日战争不爆发也会死的，而今能跟随政府走，在政府的保护下，不是比之个人奔走更安稳得多吗？当时我面对他的八字，又面对当时的局势，死生问题原无足论，而他的八字今年不宜西方而偏非走西方不可，这就不能不相信命运的奇妙安排了！
果然不久我们知道政府已从南京西撤至武汉；也知道秦君跟随政府平安向西去了，从此他也不再来信。我们由报纸上以及传闻中，知道政府西迁之后很是安全，并未受到敌机的大轰炸，私心也替他欢喜。
有一天，我闲着无事，无意中把秦君的八字拿来看看，发现那年夏历十一月是壬子月，十三日是丙子日，八字中的用祌被冲克太过，当是死亡之日。那时是十月底，我就写信给一个朋友，他是和秦君同司的同事，朝夕相见的，我请他尽可能告知秦君，十一月十一日至十五日五天，千万要足不出户，并请他尽可能帮助秦君，那几天不派他公出，留在部中申办公。因为这位朋友是秦君的上司，此事只有五天的日子，他是可以做得到的。我又请他不必把这五天，尤其是十三日那天的大难日子告知秦君，怕他因心理作玥，反而发生其它不利的事，我希望此信能于十一月十三日以前到达，就用快信发出。
信发后我一面等待朋友覆信，一面又推断秦君十一月十三日那天如果不能逃过鬼门关的话，应是善终还是恶死呢！我知道秦君素有胃溃疡病，如果是善终！最可能因舟车劳顿加上水土不服，胃病发作而又因医药不便而死亡；若是恶死，那就是出于交通失事或被敌机轰炸而死。当时我对于八字上的死亡问题还在研究而没有甚么大心得，本来死亡在八字上就是一个大问题，虽然有的八字可以明白断定他何月非死不可；但此种八字好像只占百分的四十；约有百分之二十，可以看出要死于那一个运裹的五年之内；尚有百分之二十，则不可能看得准的。秦君的八字虽然属于头一种，就是事先可以看出是乙丑年十一月确有死亡的大厄。
可是，虽然我能姼看出他那年那月死亡的大厄，却不能看出到底是善终还是恶死。
因为当时我已经学了相术，我知道在相上显然有善终与恶死的相格的；那末论理上也一定有此命格，而且命书也略有提到的，不过不像相术那样具体而确定而已。于是在我的朋友没有覆信之前，我就和两个精于命理的朋友，对秦君的八字加以商讨。
商讨的结果，大家断定秦君在十一月十三那天当死于非命，理由是用神的衰神被旺神所冲，而四柱岁运又多冲克。这一结论并非理论，也不是完全根据命书所说的，这是我们几个人，一面根据命书中死亡的五行原理，一面根据许多熟人的事例作为根据的。
自旧历十月二十几我发信，直到十二月半才得到朋友的覆信。来信说，他因政府机关迁移不定的关系，接到我的信已经过了十一月十二一日，是十五日的下午才接到信。而秦君和部中另外两人，是十一日上午被派外出，约需一星期才能同来。当时他想十五日以前既然没有得到关于秦君有何事故的消息，则十三日秦君想是已告平安无事了。真是奇怪，第二日即十六的清早，就接到和秦君一起公出的两人来信报告，说是十三日中午秦君在公路上被敌机机关枪扫射身死，已由当地机关负责收殓了。
秦君死于非命的事实给了我们研究命理的人非常宝贵的资料。我从而确定同是死亡，何者死于非命，何者属于善终，就是恶死也有死有余荣、死有余辜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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