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儋州蒲氏先祖踪迹

2024-10-11 23:57:28 姓名人生 24

【摘要：本文通过对海南各地的蒲氏宗祠文化元素的诠释，和对中国境内的“西域”——甘肃省玉门关以西，葱岭（今新疆帕米尔高原，及天山、昆仑山的统称）以东的西部疆域作图解①，对误读“西域”为西亚阿拉伯诸国，误认儋州蒲氏来自占城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民后裔，作了详尽的辨析。】

（这是蒲皆禧在海南蒲氏文化研究交流座谈会上的发言）

尊敬的中华蒲氏文化研究会小波会长，尊敬的总会蒲宏渠秘书长，尊敬的广东省南海甘蕉村蒲惠强先生、广州市珠江村蒲宇豪先生，尊敬的福建省莆田市蒲劲松先生，以及海南省海口市、三亚市、琼海市、万宁市等远道而来的蒲氏家门姓蒲，尊敬的各位宗亲：大家好！

近20年来，我一直在琢磨着儋州蒲氏先祖的踪迹及其来龙去脉。2014年4月和8月，我先后在儋州市委机关报《今日儋州》报和三亚市委机关报《三亚日报》，发表过《从大草原到北部湾之滨——儋州蒲氏由来考》。之后，我利用一年时间，谋划再版《光绪三十三年校点本》。为此，我再三认真研读“甘蕉谱”，收获不小。在“甘蕉谱”督修蒲瓒勳先贤的《跋》和《答某友书》启发下，以及在中华蒲氏文化研究会常务会长蒲小波先生，还有琼崖的蒲维金、蒲坚发等宗亲关于“儋州蒲氏民族属性，应以祠堂文化元素来诠释，统一全族人的共识”、“儋州蒲氏要融入全国蒲氏大家庭中去，蒲氏才有广阔的天地”的提示下，形成了这篇6300多字的发言稿，摒弃蒙说，肯定汉说。我讲的题目是：《追溯儋州蒲氏先祖踪迹》。

儋州峨蔓镇上浦、下浦、沙塘、沙井、新村，东成镇立丁村，海头镇大发、那历、港口村和原儋县干冲镇夏兰村（今属洋浦经济开发区），还有琼海市大路镇坡上园村（原会邑吉安都山内埇村）、嘉积镇雅洞村等，共12个村庄聚居的蒲氏宗族，以及由此衍生散居儋州市城区、三亚市城区等地4000余人，他们的先祖何时从哪里迁徙来儋州，民族属性如何？当代三十多年来社会上和学术界有各种说法。本文侧重对误认儋州蒲氏来自占城、阿拉伯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作一辨析。

一、来自河东郡汉族说。此说依据源自先辈们一代一代的口耳相传。儋州峨蔓蒲氏始迁祖玉业公繁衍的后代聚居于上浦村，其中一支迁徙到隔海（域）相望、鸡犬之声相闻、田地阡陌相连的下浦村，并由此繁衍出沙井村、干冲夏兰村、琼海市大路镇坡上园村和嘉积镇雅洞村。其中有四个村庄建有蒲氏宗祠。人们在宗祠里以楹联纪念和颂扬这位海南蒲氏始祖蒲杰公和峨蔓蒲氏始迁祖玉业（叶）公。上浦村的儋州蒲氏宗祠门联是：“河东世泽绵长，问何人来住琼瀛，统承主鬯；海南文明彪炳，到此地别开冠冕，蔚起大宗”。支分下浦村的蒲氏宗祠第一进房屋屋檐石栋上，除了与儋州蒲氏宗祠刻有同一门联外，祠堂第二进屋中堂有石刻匾额“帝师宗派”，镶嵌在门额上；屋檐廊柱上刻有一副对联：“虞廷望重师承，逊让岐嶷，功德流传绵统绪；宋代名联科甲，簪缨昆弟，后先济美蔚云礽”。此外，在祠堂内相对称的木栋上，还刻有“蒲坂文明盛，河东世泽长”等对联。干冲夏兰村蒲氏宗祠屋檐石栋上刻有一副对联：“蒲坂受姓以来，溯虞廷宗派帝师，万世声名犹灿烂；河东分支衍出，到宋代家风学士，千秋俎豆永馨香”。清咸丰三年（1853年）编纂的琼海《雅洞蒲氏家谱》记载，山内埇村蒲氏宗祠有佳联两副，一曰：“河东绵派脉，類聚群分，到此时收祖敬宗，入归同乐；山内萃精英，崧岳降看，冀他日披华振秀，名冠琼瀛②。”一曰：“派衍河东，鲤之跃，蛟之腾，跳过龙门，声价应加十倍；基开山内，麟之振，凤之翙，联辉霞洞，人文共萃一堂③。”同一时期，儋州峨蔓沙井村人蒲峻封应邀至琼海庆贺山内始建祠堂落成，题诗：“我祖曾为帝者师，来游海外各分支。于今庙貌成山内，振秀披华正及时。”

无独有偶，全国各地蒲氏祠堂的楹联也大多有“河东”两字。四川平昌县喜神乡石门村珍藏一本清代《蒲氏族谱》，载有一副楹联：“歧嶷虞帝之师，逊让巢由之偶。”光绪十九年，平昌县元山镇木人庙（地名）蒲家湾同族举人蒲敏，为冬月立碑写了一首诗：“绵绵瓜瓞绍河东，派别支分一气同。若问渊源何处是，蒲侯清井泽无穷。”民国廿六年二月，巴中《蒲氏宗谱》载有一首“七律·咏祖德”，云：“……蜀北有家皆虞氏，河东无地不蒲庭。”还有舜帝赐予衣子的匾额：“虞贤家风”。从上述各地蒲氏宗祠的对联、匾额看，可资佐证关于儋州蒲氏先祖来自河东郡即山西蒲坂之说。且蒲氏12个村庄18支房系的族人，世世代代的生活习俗和风土人情，与当地的汉族其他姓氏无异。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儋州蒲氏对自己的汉族属性从没有过质疑。

二、来自阿拉伯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说。此说流行于学术界（或者说书斋学者）一些中外人士之间，其主要依据是宋太宗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占城（位于今越南南部，北起河静省横山关，南至平顺省潘朗、潘里地区）一位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民蒲罗遏（音译名），率其族百人为避国难，驾舟渡海到海南岛儋州。相隔二年（公元988年），又有占城人率族310人乘船到崖州（今三亚市）。这些来自占城的回民 “不与土人杂居，不食豕肉”，“蕃人衣装与华异”，“家不供祖先，一村共设佛堂一所，早晚念经礼拜……开斋日，聚佛堂诵拜。殁不用棺，布裹，面西而葬”。个别书斋学者不加甄别，将“甘蕉谱”记载的明朝期间（约公元1400年），从南海甘蕉到海南贸易的蒲杰、玉业（叶）父子，当成宋朝（公元986年）为避国难从占城渡海到儋州的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民后裔，并由此而臆断“儋州蒲氏始祖是蒲罗遏”。还有人据此推理，认为“广州蒲氏入粤初太祖玛呿阿（是）来自占城穆斯林商人”。说明这些学者没有看过南海甘蕉谱，或者看了也没当一回事。古代中国的版图称呼的“西域”，是相对于中原地区而言的，一些人却误判为中亚、西亚的阿拉伯国家。殊不知，“西域”的概念在中国古代是有明确界定的：“西域以孝武时始通……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阸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其南山东出金城，与汉山属焉。其河有两原，一出葱岭山，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④。”甘蕉谱所称“西域”，即汉之西域是也。

上述的那些臆造，使人想起一个名叫桑原骘藏的日本人，源于对中国古代姓氏起源不甚了了，把中国固有的蒲姓与外国语音“APU”译为“蒲”联系起来，硬生生地把我中华远古尧舜时代的汉姓“蒲”，与后来从阿拉伯来的音译“蒲”混淆在一起。你说谬也不谬？果如学术界一些人所言，蒲罗遏率众百人渡海抵儋州，在儋州有村落，有清真寺，有坟茔（“殁不用棺，布裹，面西而葬”），假设这百人中仅有10位男丁（设其余为妇幼老弱），在距今1000余年的历史长河里，按传统25年为一代推算，其传世至今少说也有41代，繁衍的后代应该有5万多人。可他们的后人呢？在儋州有哪个村庄，哪些人是他们的后裔？为什么来去无踪影，人间蒸发得如此彻底，连清真寺、坟茔也不留下一个？把一个既没有宗支图谱，也没有世系可考，仅仅音译为蒲罗遏，就断定为儋州蒲氏的始祖，甚至有学者认为“蒲氏峨蔓房于明时迁居海南峨蔓乡，至今仍信奉伊斯兰教，族属回民⑤”。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说明书斋学者根本没有到过儋州峨蔓。我渡琼始祖蒲杰公之子玉业公只身一人迁居峨蔓仅600年24代，所繁衍的后代子孙目前约4000余人。峨蔓蒲氏不但当代、现代、近代，上溯至明清朝代，从来没有一家一户信奉过伊斯兰教。

毋庸讳言，笔者最初曾为上述“回族说”所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关于儋州蒲氏系回族后裔之说风靡一时，当时，峨蔓蒲氏宗族中普遍认为儋州蒲氏人丁稀少，一些乡绅族老私下酝酿试图顺应此说，改变民族属性，去争取宽松的少数民族生育政策。一些人甚至向政府递交了改蒲氏宗族为回族的申请。三亚市羊栏（今凤凰镇）回辉村一些回民也到儋州，企图说服儋州汉族蒲氏改变民族属性。

儋州蒲氏宗族的民族属性问题由此引起了人们的重视。1983年，广东省政协副主席黄康同志带领由广东省民族研究所刘耀荃所长、省博物馆考古队古运全副队长和省回族知名人士杨阿訇等专家、学者组成的调研组来到儋州。时在儋县人事局任职的蒲皆禧，被县委办公室、县委统战部领导指派，陪同调研组前往儋州蒲氏聚居的峨蔓上浦、下浦二村，对峨蔓蒲氏民族属性问题进行实地调查。笔者按照乡绅耆老“顺应回说”的嘱咐，以“争取宽松的少数民族生育政策”为目的，在与杨阿訇接触过程中，试图用人类进化论论证儋州蒲氏本系回族，因地域、环境变迁，因而在风土人情、生活习俗甚至信仰上产生了变化。大谈人类在远古时代裸身赤足，后来慢慢地穿上草鞋；再后来才着上唐装、长袍、中山装。到近、现代之后才穿上布鞋、皮鞋、着西装。讲到饮食时，说回族后代因到外地求学、做生意或公干，难免入乡随俗破了吃猪肉的禁忌。笔者这些言论，无意伤害了杨阿訇的民族感情。杨阿訇当场驳斥道：“回族人的风土人情和生活习俗是不容置疑的，而且他们的信仰也是很难改变的。你们这里（指峨蔓上浦村、下浦村）没有丁点回族人的迹象和感觉。”调研组回县城后，杨阿訇气犹未消，又向县委统战部领导反映我出言不逊（指我的回族青年外出也可能吃猪肉之说）。就是这次调查，杨阿訇就回族的习俗详细对比峨蔓蒲氏人，明确表态：儋州峨蔓蒲氏人不是回族。

其最大的也是最根本的区别是：

1、吃食不同。儋州蒲氏宗族世世代代都吃猪肉，逢年过节或邀伴杀猪分摊份额拜祭祖宗，甚至以整条熟猪摆上供台祭祀。而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民忌讳吃猪肉。

2、信仰不同。峨蔓蒲氏族人每个家庭都设有奉祀先祖神牌位，逢年过节供奉祭拜，有的甚至农历初一、十五也向神牌位敬香。整个宗族建一座蒲氏宗祠，作为供奉祖先和祭祀列祖列宗的场所，也是宗族聚会、议事、举办婚嫁喜庆等活动场所。回族人家中不设神牌位，而是按其风俗习惯在聚居地建清真寺，照其仪规诵经，礼拜，祈祷。

3、殡葬风俗不同。信奉伊斯兰教的回人殁了，不用棺，布裹，面西而葬。峨蔓蒲氏人辞世了，盛棺，设灵堂凭吊、祭拜逝者，子女披麻戴孝守灵（一般过七日），然后出殡。墓碑的形制、用料和行文都不同：占城信奉伊斯兰教的先人墓碑，大多用波斯语或阿拉伯语书写墓碑，墓碑高度约一米左右（注：海南省博物馆有收藏）。而峨蔓蒲氏先人的墓碑，与当地的汉族先人墓碑一模一样……等等。蒲罗遏率百余信仰伊斯兰教之众，迁徙儋州（假定居住下来）不会不留下该民族的半点蛛丝马迹。

三、来自山东——广州——南海甘蕉之蒙族说。此说的依据即《南海甘蕉蒲氏家谱》（下简称《甘蕉谱》）。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广东省南海县甘蕉村蒲汉君老先生，将其父蒲溥彰于光绪七年（1881年）和光绪三十三年（1907）两次参与编纂并珍藏近百年的《甘蕉谱》，赠予江门市人民医院中医师、儋州峨蔓籍人氏蒲可期先生。此书于1983年转到本人手上。笔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寻访各位宗亲，终将峨蔓蒲氏来龙去脉理出了个概貌来。

一本《甘蕉谱》，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当年在海南（儋州）做贸易的蒲杰、玉业父子，就是广东南海县甘蕉村人，而不是什么来自越南占城的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在此之前，我们的前辈们就口耳相传，说峨蔓蒲氏先祖来自甘蕉。但甘蕉在何方？读书识字人说在省城广州郊区，多数人则将“甘蕉”误读为“甘蔗”，说“甘蔗”在福建（指福建莆田甘蔗园村。儋州不少姓族迁徙自该地）。《甘蕉谱》的发现，总算使多年的“甘蕉”、“甘蔗”之争尘埃落定，弄清了先祖来自南海县里水镇甘蕉村，海南渡琼始祖就是蒲杰，峨蔓蒲氏始迁祖就是蒲杰之子玉业（叶）。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峨蔓蒲氏宗族编纂的上浦村《克昌厥后谱》、沙塘村《宗图焕发谱》和立丁村金字塔式宗支图谱等，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重修的《南海甘蕉蒲氏家谱·本立堂宗支图》相衔接，有力地佐证儋州蒲氏与南海甘蕉蒲氏血脉相承的关系。笔者收藏的《甘蕉谱》“支分琼州府儋州峨蔓房历世太高曾伯叔祖、伯叔兄弟、侄恩荣谱”条目中（详见《甘蕉谱》校点本第133页），有儋州市人民检察院原经检科科长、沙井人蒲文康的高祖峻封等一家9人的芳名，有居住在洋浦的下浦人蒲本全的高祖殿光公，有海口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下浦人蒲皆远的高祖其谏公。还有，北京301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上浦人蒲传强教授的高祖就简公等81位先祖名字也恭列其中。笔者因精力所限，未能一一调查核对予以例举。以上例举的蒲峻封、蒲殿光、蒲其谏等人，正好与民国二十三年版《儋县志·人物》（1982年儋县文史办公室重印本）记载，及其后人掌管的家谱、先祖碑文互相印证。

《甘蕉谱》还记载：清道光己酉科拔元、儋州峨蔓人蒲峻封为蒲氏先祖勘测绘制“羊城大北门外知府窿蒲家各祖山图”。该谱书“先代分房考”条载：“峨蔓房，属琼府儋州那细司登龙图五甲民籍。明时，由我甘蕉房三世伯祖杰公往海南贸易，其子玉业公遂家于儋州峨蔓乡。”《南海甘蕉蒲氏家谱·本立堂世系谱》记载：“二世祖讳信，字彦民。妣配李族……，有子四人：长曰俊，字惺台（传二世无嗣，木主附祀大宗祠）；次曰杰（字□□，妣配何氏生子曰盛，字玉业，居琼州府，为峨蔓村房祖）；三曰英，字柏谷；四曰美，字乐善。

1987年10月、1991年5月，笔者曾两次陪同父亲和弟皆祜到广州，寻觅先祖居住过的玳瑁巷，在羊城大北门外菱角岗和越秀山下寻找《甘蕉谱》记载的先祖墓园。但是，由于广州城区的不断扩建，这些古迹已无法查考。2000年10月、2005年7月和2008年10月，笔者和蒲皆祜、蒲维壮等族人多次到甘蕉村寻根问祖，参谒了当地的蒲氏宗祠，与甘蕉村委会支部书记蒲友志，甘蕉上街村民小组组长蒲应能以及佛山市里水中学退休教师蒲耀成和蒲锦华等甘蕉蒲氏兄弟在《蒲氏二世祖祠》、《养拙蒲公祠》亲切会见、倾谈、合影留念。《甘蕉谱》和峨蔓蒲氏宗族编纂的宗支图谱，清晰地告诉人们：我们不但一脉相传，还真的是来自河东和山东。古代的“河东”，广义上指黄河以东，实指山西的平阳、蒲州和解州等中原要地。我们应该相信1936年峨蔓蒲氏宗族编纂的宗支图谱和光绪三十三年编纂的《甘蕉谱》，不要相信臆造的所谓史料，更不要相信一切不着边际的谵妄之辞。

但问题跟着又来了：峨蔓蒲氏的民族属性，在蒙、回、汉三族中到底归于哪一族？110年前负责督修《甘蕉谱》，并为谱书作序、撰跋和《答某友书》的甘蕉村蒲瓒勲先贤（光绪丙戌郡庠生，己亥廪生，乙巳南海师范最优等毕业生），这位饱读诗书，精通中国文史地理的老先生在跋文中直截了当地说，把甘蕉蒲氏归入蒙说回说纯属谬误。而谬误“皆起于列祖之命名。”

瓒勲先贤的质疑经得起历史的咀嚼，可作后人的资证。该谱书“远祖世系谱”条载：“初太祖玛呿阿，号鲁尼氏，配胡族。祖乃宋时蒙古色目人也，先世居蒲菖海湖上，忽湖中蒲生三丈，因取姓焉。”玛呿阿（即蒲荣禄）姓蒲，是蒲氏由河东郡经山东迁徙广东定居的始祖。诚如瓒勲先贤说的，身为汉族人却又起了个异族人的名字，使人不得不“疑其名，遂疑其族，疑其族，遂不惮附会其事其地，因此迁就其词⑥。”

事因确实一言难尽。其时，宋祚式微，成吉思汗入主中原后，元运鼎盛，当王者贵。风气所趋，“故多有冒蒙古名为荣者。”对此，《元史》及《廿四史扎记》皆有记载。贾嗒喇浑，本翼州人；张拔都，本昌平人；刘哈喇不花，本江西人；被赐名忽鲁火孙的许扆，也是汉族人。蒲瓒勲先贤问：“以上贾、张、刘、许诸人，果皆异族耶？”言下之意，玛呿阿也不能免俗，虽然因为种种原因起了个蒙古族名，但其民族属性依然是汉族。他痛心疾首：“不知我族确为汉种，世居河东，后多散处，非蒙古种，非氐种，亦非占城及三佛齐之回种！⑦”

蒲氏长辈瓚勲先贤不愧是个“不为长者（或尊者）隐”的有骨气的秉笔疾书者。从山西、四川、山东、广东和海南儋州、琼海等蒲氏祠堂楹联所凸现的文化元素，以及他们的信仰、生活、风俗习惯看，瓚勲先贤在他的序、跋和《答友人书》所作出的结论并非虚妄。民族，是指历史上形成的处于不同社会阶段的各种人的共同体，特指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的群体。这种共同体表现于共同文化、共同心理素质上。我们儋州蒲氏在语言、宗教、信仰、习俗，及历史地域等方面，都具有汉民族社会文化的特质，都是西北地区、中原地区及原来河东地区的习俗、信仰、语言的符号，就连遗传上也留下深深的印记。尤其儋州蒲氏某某宗亲DNA检测结论，即“汉族血缘占92（其中：南方汉族约为71，北方汉族约为21），越南京族约为2.8，拉祜族、畲族和东北亚日本族约为0.7至2.2不等⑧”为科学检测依据。不可辩驳地证实儋州氏宗族是货真价实的汉族后裔，儋州蒲氏确为汉种，世居河东，多有散处，非回亦非蒙。毫无疑问，我们没有民族属性的问题！

以上是我对儋州蒲氏的民族属性一点浅陋的考证。话说回来，在中国，不管是什么民族属性，都是中华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组成部分。儋州蒲氏远祖世居西域蒲菖海（唐、宋、元、明、清以来，均属中国版图的新疆罗布泊一带），因慕孔子之道，“遂乃束装策马，鞭指玉关”，入居山东，后下南粤。蒲氏族人自信：“我们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我们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不以当一个王朝人为荣。当中国强大如汉王朝、明王朝以及清王朝末期时，我们仍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中国——我们的母亲，是我们的唯一立足点。所有的王朝只是中国的王朝，所有的国，都是中国的另一种称谓”（引台湾作家柏杨语）。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图

追溯儋州蒲氏先祖踪迹